1936年西安事变 隐藏着的惊人谜团

　　《特工王戴笠》一书说，12月初，戴笠匆匆从南京赶来洛阳，向蒋介石递交一份重要情报：“根据西北区长江雄风的紧急报告称，张学良正与陕北红军的某一负责人进行秘密接触，内容不详。 ”戴笠的情报，正好可以反证当时正处于历史紧急关头的张学良并非孤军作战。而且，与红军生死攸关的西安事变前夕，保安又岂会像军统那样愚蠢地被蒙在鼓里而无所作为。

　　国家安全部负责编撰的《李克农——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》一书中含糊其辞地提到了这个问题：“李克农首先得到这个消息，立即报告中共中央。 ”该书的《序言》表明，为了纠正以往反映隐蔽战线方面作品的粗制滥造和以讹传讹，突出真实性和思想性，国家安全部办公厅“提供了必要的史料和具体的帮助。最后由部党委批准的本书审定小组审定定稿。 ”该书虽然强调了“首先”，但未能进一步说明李克农当时究竟身在何处，又是如何能够“首先”的。因此，首日电的来源依然是个神秘的谜。

　　张学良机要秘书的回忆为何前后不一致

　　在西安事变的研究中，张学良的机要秘书、中共中央驻东北军联络员刘鼎是个重要人物，他不仅经历了事变的全过程，而且还几乎参与了事变中全部的重要活动。迄今为止，只有他的回忆最为详细，但也最自相矛盾，从而使得西安事变更为扑朔迷离。

　　关于刘鼎的两个回忆

　　刘鼎的第一次回忆是张魁堂根据刘鼎上世纪70年代末的西安事变追记所整理、在《党的文献》上发表的《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》。文中说，张学良告诉刘鼎事变决定时已过12点。但他并没有回去发报，而是在张学良处发报。凌晨2点多与保安中共中央电台接通。搜山寻获蒋介石后，张学良又让刘鼎给中共中央发出文寅电。

刘鼎